广州与博多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

罗晃潮

我市广州港与日本福冈博多港结为友好港，以进一步推动两地的贸易往来和港行业务合作。这是我省、市先后与兵库、福冈相继结好的又一友好结交，也深化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。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，博多港作为福冈市港口，恰如广州港之自古为广州市港口一样，博多自古就是日本对外开放贸易的口岸，也是古代中日两国使者、客商驻足的地方，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，两个港口自古便有着深厚的历史交往了。

日本在四五世纪才建立为统一的国家，到八世纪初我国唐代中期，学习了唐代的政制才设有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大宰府，其迎宾馆----鸿胪馆便建于博多，成为当时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对外贸易----主要是与我国贸易的中心。当时日本的遣唐使和我国赴日的僧侣及客商来往络绎不绝，大多是经由博多港口登岸，自是经由过往我省、市的中日僧侣、客商和留学生便也不少，如天宝七年（748年）日本僧人荣睿为迎接唐代高僧鉴真和尚赴日弘法，回程时经过我省而病逝于端州，今肇庆鼎湖山上还建有纪念高僧荣睿的碑亭；更有如当时的天皇太子高岳亲王，法号真如，为向天竺求法于唐咸通七年（866年）来到广州，驻锡法性寺（今光孝寺），其事迹经过详见《羊城晚报》03年12月18日拙作。

进入两宋时期，中日两国人民交往更加频密，据日本史籍《石清水文书》记载：这些来到日本的中国人，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，在博多的筥崎宫附近已形成了一条有千多户的唐人街，他们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，在街中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的祠堂，被称为“宋人百堂”，他们中有些富裕之家，甚至是百万富翁，最著者有谢、王、张氏等家。有宋一代，这些旅居于博多宋人的活动，对日本和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和影响，如理学家李用，广东东莞人，他最早在日本专事传扬宋代理学，开日本理学之先河，据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称：李用由于不甘心事元，在宋末德二年（1276年）“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，而身浮海至日本”。到日本后，“以诗书教授日本人，多被其化，称曰夫子。比死，以鼓乐一部，送丧返里，至今东莞人送葬，皆用日本鼓吹，号‘过洋乐’，众人皆倭衣倭帽以像之”。可见李用在日本的影响和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起的作用。

到了元明两代，中日两国的交往仍很频繁，在元末明初，约当日本的室町时期（1336—1573），当时在博多生产的一种“博多硬缎”十分著名，质地坚厚，设计精美，花样新颖，最适合做日本和服的衣带，据说这是由广东进口的丝绸技术生产出来的，成为了当时向日本幕府统治者的贡品。并美其名为“献上博多”。入明以后，博多作为日本华侨的聚居地仍不稍衰，据明人李言恭等编的《日本考》一书称：“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津（即博多）者多……有一街名大唐街”。后来，由于倭寇频频侵扰中国沿海岸，倭患日益严重，加上两国的统治者都采取“锁国政策”，于是中日贸易也日渐式微了。          （作者系留东会老学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