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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与博多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时间:2014-10-22 点击量:

 

广州与博多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

 

罗晃潮

 

我市广州港与日本福冈博多港结为友好港,以进一步推动两地的贸易往来和港行业务合作。这是我省、市先后与兵库、福冈相继结好的又一友好结交,也深化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。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,博多港作为福冈市港口,恰如广州港之自古为广州市港口一样,博多自古就是日本对外开放贸易的口岸,也是古代中日两国使者、客商驻足的地方,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,两个港口自古便有着深厚的历史交往了。

日本在四五世纪才建立为统一的国家,到八世纪初我国唐代中期,学习了唐代的政制才设有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大宰府,其迎宾馆----鸿胪馆便建于博多,成为当时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对外贸易----主要是与我国贸易的中心。当时日本的遣唐使和我国赴日的僧侣及客商来往络绎不绝,大多是经由博多港口登岸,自是经由过往我省、市的中日僧侣、客商和留学生便也不少,如天宝七年(748年)日本僧人荣睿为迎接唐代高僧鉴真和尚赴日弘法,回程时经过我省而病逝于端州,今肇庆鼎湖山上还建有纪念高僧荣睿的碑亭;更有如当时的天皇太子高岳亲王,法号真如,为向天竺求法于唐咸通七年(866年)来到广州,驻锡法性寺(今光孝寺),其事迹经过详见《羊城晚报》03年12月18日拙作。

进入两宋时期,中日两国人民交往更加频密,据日本史籍《石清水文书》记载:这些来到日本的中国人,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,在博多的筥崎宫附近已形成了一条有千多户的唐人街,他们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,在街中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的祠堂,被称为“宋人百堂”,他们中有些富裕之家,甚至是百万富翁,最著者有谢、王、张氏等家。有宋一代,这些旅居于博多宋人的活动,对日本和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和影响,如理学家李用,广东东莞人,他最早在日本专事传扬宋代理学,开日本理学之先河,据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称:李用由于不甘心事元,在宋末德二年(1276年)“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,而身浮海至日本”。到日本后,“以诗书教授日本人,多被其化,称曰夫子。比死,以鼓乐一部,送丧返里,至今东莞人送葬,皆用日本鼓吹,号‘过洋乐’,众人皆倭衣倭帽以像之”。可见李用在日本的影响和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起的作用。

到了元明两代,中日两国的交往仍很频繁,在元末明初,约当日本的室町时期(1336—1573),当时在博多生产的一种“博多硬缎”十分著名,质地坚厚,设计精美,花样新颖,最适合做日本和服的衣带,据说这是由广东进口的丝绸技术生产出来的,成为了当时向日本幕府统治者的贡品。并美其名为“献上博多”。入明以后,博多作为日本华侨的聚居地仍不稍衰,据明人李言恭等编的《日本考》一书称:“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津(即博多)者多……有一街名大唐街”。后来,由于倭寇频频侵扰中国沿海岸,倭患日益严重,加上两国的统治者都采取“锁国政策”,于是中日贸易也日渐式微了。          (作者系留东会老学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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